明代万历年间,在我国西南边地,爆发了一场抵御外来入侵,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边疆稳定的爱国战争,这就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邓子龙平缅靖边之战。

爱国名将邓子龙。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我国西南域外缅甸洞吾王朝勾结我陇川土司内奸岳凤及素怀异志的耿马土酋罕虔、湾甸土司景宗真等兴兵内犯。缅夷叛军依仗十数万象马兵队一路势如破竹,在短期内即攻陷我多处边防要隘,兵锋直逼我西南重镇腾越和永昌。当此“腾永告急,全滇震动”的紧急关头,时任江西武靖参将的邓子龙受朝廷急调,与南京坐营中军刘綎分别率部紧急驰援。其中,邓子龙所部三千精兵于当年五月到达永昌,为安定民心,他在永召开军民大会,张贴告示,誓师平贼。之后,即进驻怒江以东的施甸姚关前线,经过精心准备,于当年十一月前出姚关断山一带,伏击缅夷叛军前锋,通过三天的近战火攻,使敌数万象马兵队阵脚大乱,相互践踏,一次即“斩首万余级”,大挫了叛军的嚣张气焰。时近年关,邓在姚关大本营烹象慰劳将士,以庆胜利。接着又于次年正月二十日前出湾甸,在湾甸下坝一带伏击缅军主力象队,斩首八百余级,活捉叛酋罕虔及兵众数万人,俘获战象近千头,迫使缅酋莽应礼黯然西渡怒江逃回缅甸老巢。之后,又于二月初挥军南下耿马,以声东击西的策略,捣毁以耿马三尖山为中心的叛军大本营,俘斩叛酋罕虔之子招罕、招色,其弟罕金、罕老及部卒数千人,取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最终胜利。

当年邓子龙修筑的姚关大岭岗大关旧址。
战后,邓子龙因功升任副总兵,并奉命留守滇边八年。期间,他先是根据当时战争的惨烈情况,及时择地建墓将战斗中牺牲的英烈集中安葬,并修建姚关恤忠祠、清平寺等设施予以褒奖纪念。其次是针对地方管理的需要,着力整顿重建在战争中被摧垮的湾甸、耿马、猛撒、猛猛等民族土司政权及施甸巡检司、喳哩巡检司等机构,迅速恢复健全了地方的军政管理体制;三是根据国防建设需要,创建扩设镇姚、镇安两个千户所,各派千余官军组织修建坚固的城池关楼和相应的关隘、营房、阅训场所等设施,为日后长久的管控防御打下基础;四是根据地方各界要求,率军对辖区内尚未纳入国家管辖范畴的丙麻南窝、右甸董瓮、卡斯亦登、鸡飞亦林及大田坝阿家坡、嘟噜洼等寨的数千蒲蛮夷民进行征剿和招安,消除了此前长期危害地方安全的祸乱根源。
由邓子龙组织指挥的这场平缅靖边之战,是云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反侵略战争之一,也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击强,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这场战争的胜利,对维护我西南国土安全,稳定边疆秩序曾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将军当年叱咤风云的军事指挥才能及所作出的诸多杰出贡献,在当时就曾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赞誉,成为一段感人的佳话。此后数百年来,虽历经风雨变迁,至今仍在滇西民间广为流传,毫不褪色。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发展时期,认真做好这场反侵略战争历史的挖掘整理和宣传展示工作,对我们今后进一步继承弘扬先辈的爱国精神,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缅夷崛起,四出侵扰扩张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北部,是我国古代西南域外一个多民族的部落群体,历史上曾有朱波国、掸国、骠国等多种称谓。早在汉唐时期,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就与我国中原王朝和云南地方政权建立了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元代蒙古大军西征,曾将当时统治缅甸中南部的蒲甘王朝征服,设为缅甸宣慰司,归云南行省统辖。明代后期,由于我中央王朝国势渐衰,鞭长莫及,崛起于缅甸东南部洞吴(东吁)等地的莽瑞体、莽应礼家族势力崛起,先后吞并了原属蒲甘王朝治下的阿拉干、阿瓦、得楞、摆古等部,建立了新的洞吾王朝。之后,随着国力的日渐强盛,遂把扩张的矛头逐步指向东边的老挝、八百(今泰国)、车里(今西双版纳)及西北边的木邦(今缅甸掸邦)、蛮莫(今缅甸八莫)、勐养(今缅甸密支那)等土司地,形成对我国西南边地的包围觊觎之势。
岳凤弑主,投缅招敌构祸
明万历初年,入赘滇边陇川土司担任室记(即书记官)的江西人岳凤眼见缅甸洞吾王朝势力强大,为实现个人野心,曾私下鼓动时任宣抚使的多士宁投靠缅甸,在遭到拒绝之后,乃杀死多士宁夺取土司职权,并主动作为内应,勾结缅酋莽瑞体、莽应礼父子引入祸水。利用这一可乘之机,莽瑞体与原木邦属下的耿马土酋罕虔联手攻破我边防前沿的木邦土司,分东西两路对我边地发起大规模进攻。期间,西路缅军在岳凤土兵的配合下,以陇川为中心,先后攻夺我怒江以西的蛮莫、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蛮施(今芒市)等土司地,并在岳凤之子曩乌的的配合下对龙陵象达、平嘎(平达)、勐淋(今镇安)等地进行骚扰杀戮;东路缅军则在罕虔的引导下,与早已“蓄异志”、怀贰心的湾甸土司景宗真私下勾连,以追索逃入内地的木邦土司长子罕进忠为借口,对我怒江以东的喳哩(今镇康)、勐勐(今双江)、勐撒(今耿马勐撒)、大侯(今云县)、顺宁(今凤庆)、施甸等地发起大规模进攻,缅夷叛军倚仗数十万象马战阵所向无前,在短期内即攻陷我多处边防要隘,一路“破姚关,焚施甸,攻顺宁,寇猛淋,杀官军,剽焚为烈”。兵锋直逼我西南重镇腾越(今腾冲)、永昌(今保山)及大理等地。
一代名将,受命紧急驰援
邓子龙字卿之,号武桥,又号虎冠,江西丰城人。出身武举,早年投军,参加过东南沿海抗倭、湖广平叛及贵州五开(今黔南州)剿匪战争,以武功精湛、谋略高远而屡立战功,从百户起步,历升千户、守备、都司佥事、参将等职,享有智勇双全的“儒将”之誉。明万历十一年初发生的缅甸大规模入侵事件,引起朝野上下的普遍震动。危急时刻,时任江西武靖参将的邓子龙经各级各界的极力举荐,被朝廷任命为永昌参将,奉命与南京坐营中军刘綎分别率部紧急驰援。其中,邓子龙所部三千精兵于当年三月下旬从江西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五月十七日抵达永昌。莅永期间,面对大敌当前,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地方军民人心惶惶的形势,他一方面派兵在城内粘贴告示,维持社会治安,并对当时地方部队中那些不受约束的乱兵进行清理整治,“斩武定剽民者”以安民心,同时在通往前线的保山南关召开军民大会,发誓“不复三宣诸郡,不擒罕(虔)、岳(凤)诸夷,不平西南一统,不复入此关”,极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敌斗志。
进驻姚关,筹划破敌方略
在整治恢复地方秩序的基础上,邓子龙于当年五月下旬率部南下施甸,进驻姚关前线。目睹沿线人民遭缅荼毒、死伤累累、“白骨暴榛莽”的惨景,他与士卒断发誓曰:“与汝三千人来八千里,以赤心同死生,虽寇数百万,乌合何足惧,断不共此天!”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决断:
一是及时阻止地方官府将投奔内地的木邦土司长子罕进忠送给缅人以求退兵的愚蠢做法,明确指出:这种做法,不但不会感化缅夷叛酋自动退兵息战,相反还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为此,他马上派兵将已被送往敌营的罕进忠“急追之还”,并明言:“堂堂中国,不能为内奔者作张主,何以威远?”有效维护了国家的信誉和尊严。
二是在对姚关前线及周边的湾甸、旧城、永德、镇康等地的山形地势作了全面的实地勘查后,根据实际情况,对日后的反攻作战计划作了周密的策划部署:将三千精兵及配合作战的地方部队分成中、前、左、右四个主要作战单元。以姚关古镇为中心构筑中军大营,自己亲自坐镇调度指挥。以把总陈信为前部,在姚关正南方向通往下湾甸、旧城、镇康等地古驿道上的大岭岗大关——断山一带筑关防守;以把总邹良臣为左部,在东南方向通往上湾甸古道上的摆跨(今摆马村)、杨梅寨一带筑关防守;以把总杜亮为右部,在西南方向通往龙陵勐糯等地古道上的摆田(今属酒房)茨竹坪一带筑关防守。另外,又以把总邓勇统一支奇兵秘密绕出湾甸与旧城接壤的猛波罗(今为傣语近音演化之“老坝沃”)一带,伺机截断勐波罗河上的木桥以断敌后路。同时,还派出多支小分队,分别运粮至古道沿线原有的姚关松坡营、湾甸猛波罗营、永德锡窝营、镇康勐堆营,假意屯粮驻守。从而形成一个虚实相间,既可迷惑扰乱敌人视线,又能陷其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多重防御网络,以待缅夷叛军前来自投罗网。

邓子龙修筑的酒房茨竹关遗址。
三是采用内紧外松的策略,在暗中严密布阵设防的同时,为了有效地迷惑敌人,他一方面下令各部偃旗息鼓,不搞任何大的训练演习和宣传造势活动,表面上装出一副松弛懒散,畏战不前的虚假现象;一方面是假意以既往不咎的姿态邀约早已投缅充当奸细的湾甸土司景宗真前来姚关中军大营观光宴饮,任其在军营内自由出入,有意让他将明军表面上松弛厌战、无所事事的情报通报给缅军,以使其放松警惕,毫无顾忌地冒进抢功。
火烧断山,首挫强敌锋芒
万历十一年十月,原已撤回缅甸伺机而动的缅酋莽应礼在得到景宗真等人传递的明军懈怠怯战的虚假情报后,再度调集所部阿瓦、洞吴、猛鳖、猛密、蛮莫、陇川、武章、雍会、光脑诸路兵数十万自西来,以在景迈(今泰国清迈)的其弟莽应龙统车里、八百、孟艮、孟琏(今孟连)、耿马诸路兵数十万自东来,约定与景宗真叛军在姚关汇合,计划于十一月初三日再度攻入施甸,初六日破永昌府城。十月下旬,缅军先头数万人以大象开路,沿古道从耿马一路北上。在沿途设置的勐堆营、锡窝营、猛波罗营、松坡营守军按邓子龙事前的部署弃粮而走,给缅军造成畏战溃逃的印象。十一月初二日,气势正盛的缅夷大军跨过勐波罗河,在景宗真的引导下,从下湾甸沿古道向姚关发起进攻。此前,邓子龙已摸清缅军象队在山地作战行动迟缓且所负藤蔑战楼遇火即燃的弱点,曾命部队在古道必经的断山上段大关坡要害处挖壕断路,设关防守,阻挡缅军前进,并在路旁设下伏兵,堆放干草,拟用火攻的方式予以截击。第二天上午,当大队缅军经过数十公里的陡坡攀爬,行至明军设置的大关阵前时,因见明军阵地偃旗息鼓,没有任何动静,认为已被吓跑,于是驱使象兵大胆前冲。但由于沟壕太深,坡坎太高,几经冲击,均无法越雷池一步。中午时分,正当缅军饥渴难耐,进退两难之际,坐镇山顶的邓子龙见时机成熟,乃下令前方弓弩手射出火箭,点燃象队所负战楼及路边所堆柴草。大象遇火,迅疾掉头而逃,大队缅军瞬间人仰马翻,一片大乱。我方伏兵乘机而起,万箭齐发,多名身披红袍坐在战楼上的缅军指挥官瞬间中箭落象,麾下的众多缅军士兵也同时遭我方伏兵的猛烈射杀或近战砍剁,当场死亡一千多人,一时间尸横满山,血流满涧。剩余的缅兵不战自溃,纷纷滚下陡坡山崖,落荒而逃。山上大面积的荒草荆棘因此而被踏平倒伏,三年不曾上指。战后,有楚雄府同知萧茽受命前来巡视战地,见状后不胜感概,乃撰立《姚关偃草坡记》一碑以记其事,“偃草坡”之名由此而来。
缅军溃逃,明军一路追杀。先后在断山中下段的校场坝、芹菜塘、倒牛坡、松林寨、直路坡、界牌垭口及下湾甸的磨刀河谷等地对叛军后续人马进行追杀。至二月四日傍晚,追至湾甸坝尾勐波罗河北岸的攀枝花树下展开夜战,因此前绕袭敌后的邓勇部奇兵已将江桥拆毁,力不可支的缅军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纷纷跳入河中向对岸游去,但由于江流汹涌,多数人挣扎不力被激流卷走,就像落水的蚂蚁一样漂黑了江面,只有少数人侥幸到达南岸,得以活命逃回。

当年明军伏兵猛割缅军象鼻的湾甸磨刀河桥故地。
此战,邓子龙利用缅军狂妄自大、盲目冒进的弱点和己方居高临下、准备充分的有利条件展开精准伏击,先后击毙敌前锋精锐一万余人,虏获缅军战象数十头,有力打击了缅夷叛军的嚣张气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激战中,曾暗中充当缅军奸细刺探我方情报并为之引路内犯的湾甸土司景宗真罪有应得,与众多缅军头目一起在阵前被明军射杀身亡;而此前与缅酋莽应礼搭档内侵,不可一世的陇川岳凤之子曩乌虽然逃过一劫,但也因在激战中被射伤且惊吓过度,而不得不仓皇从镇康西渡怒江,狼狈逃回陇川老巢。
设伏湾甸,大破缅军象阵
首次反攻虽获重大胜利,但邓子龙并未被初步的胜利冲昏头脑。通过冷静的分析,他认为:虽然缅军前锋部队被歼,损失惨重,但作为进攻主体的主力象队尚在,元气未伤,缅酋莽应礼及耿马土酋罕虔等并不会因此罢休,一定会重振旗鼓,再度挥师北犯。根据这一判断,他以战略家的眼光,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一是于当年十二月下旬年关来临之前,在姚关清平洞宰杀多头在战斗中俘获的缅军战象,烹煮象肉慰劳将士,提振士气,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作战做好动员准备;二是在年关之际前往湾甸,约见接掌土司权力的景宗真二弟景宗才,假意答应愿将缅酋追索的原木邦土司长子罕进忠移交缅方,以达到息兵罢战的目的,并在此后及时将罕进忠绑缚至土司营前以示诚意;三是于年后派出主力精兵前往古道必经的下湾甸坝边一带秘密设阵潜伏,静待缅军大队人马前来。

邓子龙率部将缅夷叛军赶下勐波罗河的攀枝花战场故地。
不出邓子龙所料,耿马叛酋罕虔在接到景宗才的报告后,先是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出兵。当再次得知邓子龙已将罕进忠绑至土司营门前准备移交时,乃大喜过望,遂与缅酋莽应礼、莽应龙合谋,决定以罕虔长子招罕为后援,迅速纠集缅军主力象队及数万兵马直趋湾甸,意欲以优势兵力同邓部明军作一次正面决战。正月二十日,自耿马北上的缅夷叛军近千头战象及数万兵马渡过勐波罗河,沿古道浩浩荡荡开进下湾甸坝子。此前,邓子龙侦知大象喜欢喝酒,先在坝子上段缅军必经的磨刀河桥头埋放数十坛美酒,并于桥下埋伏多名勾连枪手准备予以袭击。当缅军前锋象队接近河桥,蜂拥前来饮酒时,桥下伏兵迅疾跳出,举枪猛割象鼻。大象受伤剧痛,不听象兵驾驭,迅疾掉头奔逃,相继与后续象队发生猛烈碰撞,致使背负的战楼及楼内的缅兵纷纷掉落在地,哀嚎遍野,整个象阵瞬间一片混乱。值此有利时机,邓子龙原在古道沿线设置的数千伏兵应声而起,先是以万千火箭射烧象背战楼,迫使大量象兵纷纷跳楼逃命。之后则迅即挥刀上前,对乱兵进行猛烈攻杀。经过一天的激战,一次斩首缅军八百余级,活捉叛酋罕虔及所带的缅夷叛军数万人,同时擒获逃散的缅军战象近千头,取得这场反侵略战争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此役,邓子龙利用缅夷叛军盲目自信的弱点和大象喜欢饮酒的习性巧妙设伏,在短时间内便将声势浩大的缅军主力象队杀得尸横遍野,溃不成军。既使缅军自吹大象阵列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破灭,也创造了我国古代战争史上一个以弱击强、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
李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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